上饶仲裁迷局：一纸投资合同与二十年的诚信之殇

　　——港资千亩土地权益悬空  承诺变“空头支票”

　　【导语】一纸由地方政府郑重签署的投资合同，在二十多年的时光里，却成了一家港资企业无法醒来的噩梦。承诺的1500亩土地，近300亩莫名“消失”；白纸黑字的督办文件，在体制系统的推诿中化为废纸；就连最后被寄予厚望的法律仲裁，也陷入“只闻楼梯响，不见人下来”的漫长等待。

　　江西佳利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的遭遇，不仅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之痛，更是一面折射地方营商环境的“照妖镜”。当本应作为诚信表率的地方政府，成为契约精神的最大破坏者时，我们不得不追问：民营企业的权益保障何在？港商投资的信心该何处安放？

　　美好的开端：一纸蓝图与巨额投资

　　时光倒回世纪之交的中国，各地招商引资热潮涌动。2002年，为发展地方经济，上饶市人民政府与香港佳利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《建设上饶商贸城项目协议书》及《建设上饶商贸城项目合同书》。这是一份承载着双方共赢期望的契约。根据合同，香港佳利公司将在上饶投资兴建一个宏大的“上饶商贸城项目”。项目占地总面积约为1500亩，土地出让价款为每亩3万元。合同明确，政府交付的是“毛地”，不包含青苗补偿、拆迁、三通一平等费用。据江西佳利公司测算，加上这些成本，实际土地价格接近50万元每亩。尽管如此，看好项目前景的香港佳利公司，在签订合同后，立即按约支付了4500万元的土地出让金，显示了十足的诚意与投资决心。此后，经上饶市政府批准，香港佳利公司依据《外商投资企业法》在当地设立了项目公司——江西佳利商城发展有限公司，由这家公司全权承受原合同中所有的权利和义务。一切手续合法合规，一切程序在政府的引导下进行。在当时的企业家看来，这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，是地方政府与外来资本携手共创未来的典范。

　　裂痕初现：缩水的土地与失效的“督查”

　　然而，蜜月期很快结束，裂痕从最核心的土地问题上开始蔓延。根据上饶市规划部门对外公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，该项目规划总用地为1717.94亩，其中项目建设用地面积为1492.85亩。然而，在实际履行中，国土部门仅向江西佳利公司交付了约1200亩建设用地，即便算上被市政道路占用的150余亩，总计交付面积也仅为1351亩。这意味着，有将近292亩的土地，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，成了“画饼充饥”式的存在。

　　这292亩土地并非无足轻重。根据材料，其中11号地块（约87.775亩商业用地）、12号地块（约110.658亩住宅用地）、13号地块（约93.577亩住宅用地）至今未交付。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上饶市人民政府在未与佳利公司协商、也未进行任何补偿的情况下，于2008年将其中至关重要的11、12号地块，直接用于了安置房建设。这一行为，无异于单方面撕毁了合同的核心条款。面对企业的多次诉求，压力之下的上饶市政府并非毫无作为。2005年11月25日，一份盖有“上饶市政府督查办公室”公章的《上饶市政府督查通知书》（饶府督字[2005]10号）下发。这份文件措辞严厉，明确要求市国土资源局“必须抓紧办理剩余的462亩土地证”，并要求相关县区限期完成征地、拆迁、补偿等各项工作，甚至威胁“如因工作不力，影响项目的顺利实施，视情将扣减责任单位办公经费：通报批评乃至移交行政监察机关查处。” 这份在当时看来雷厉风行的文件，如今却成了最大的讽刺。近二十年过去了，文件中所要求解决的七大问题，多数依然悬而未决。一纸督查令，在强大的官僚惯性面前，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它曾给企业带来一丝希望，最终却印证了“政令出不了市政府”的尴尬，也彻底暴露了地方政府内部协调失灵、执行力空洞化的严重问题。

　　法律迷局：从“异地仲裁”到“本地空转”的陷阱

　　在漫长的行政诉求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后，江西佳利公司终于决定拿起法律武器。据反映，该公司最初选择了更为中立、更能避免地方干扰的南昌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这是一个符合常理且旨在追求司法公正的选择。

　　然而，就在此时，上饶市的地方领导出面了。他们以“便于沟通”、“解决问题效率更高”等理由，劝说甚至可以说是“哄骗”企业将仲裁地改回上饶。在地方政府“诚恳”的承诺下，对企业而言，选择信任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。2023年4月，双方签订补充协议，白纸黑字约定纠纷由上饶仲裁委员会裁决。

　　这成为了整个事件中又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企业放弃了异地仲裁可能带来的公正性，回到了与被告方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主场。结果如何？材料显示，企业依约向上饶仲裁委提起仲裁后，仲裁庭确实组织了多次开庭。但吊诡的是，在庭审结束至今已逾半年，裁决结果却如同石沉大海，杳无音信。两年！从被劝回上饶仲裁算起，时间已经过去了两年。对于一家深陷纠纷泥潭的企业而言，每一天都是成本的消耗，每一天都是信心的流失。这漫长的拖延，不禁让人产生疑问：这究竟是因为案件本身过于复杂，还是某种无形的“手”在刻意延缓程序的推进？当初劝说企业回来的“高效率”承诺，如今看来，是否只是一个将其置于不利境地的策略？当一个地方的仲裁机构，在处理与本地政府的纠纷时，表现得如此“迟缓”，其本身的独立性与公正性，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全社会最严厉的审视。

　　地方政府为何成为“不诚信”的最大主体？

　　江西佳利的遭遇，绝非孤例。近年来，媒体曝光的“新官不理旧账”、“政府违约毁约”等事件屡见不鲜。本应作为社会诚信基石的地方政府，为何在一些领域反而成了最大的失信主体？ 其一，“权力任性”与“契约精神”的冲突。 在一些地方官员的潜意识里，政府的权力高于市场的契约。他们视合同为可随意修改、甚至废弃的“一纸文书”。当领导更迭、规划调整或出现更大的利益诱惑时，前任的承诺便可以轻易作废。在这种思维下，企业尤其是民营和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，成了可以牺牲的代价。上饶市政府将已签约土地挪作他用，正是这种“权力任性”的典型体现。 其二，“运动式治理”与“长效机制”的缺失。 2005年的那份《督查通知书》，本质上是一种“运动式”的解决思路。它依赖于主要领导的个人关注和高压推动，一旦领导注意力转移或时过境迁，所谓的“督查”便失去了威力，一切又回归原样。它缺乏一个稳定、透明、可预期的常态化问题解决机制。这正是为什么一纸严令，却管了将近二十年。 其三，“地方保护”与“司法中立”的角力。劝说企业放弃异地仲裁回到本地，以及此后仲裁程序的异常拖延，背后可能隐藏着深刻的地方保护主义逻辑。在一些地方，涉及政府的重大经济利益案件，司法和准司法机构往往难以完全独立于行政权力。通过程序上的拖延，消耗企业的精力和财力，最终迫使其接受一个不尽人意的妥协方案，是某些地方政府化解矛盾的“传统策略”。这种做法，短期看或许“解决”了某个具体问题，长期看却是在透支整个地区的司法公信力和营商环境。 其四，违规成本过低，守信激励不足。一个企业违约，将面临法律的严厉制裁和市场的淘汰。而一个地方政府违约，相关负责人却很少因此受到实质性的惩处。政绩考核中，GDP、招商引资额是硬指标，而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、契约精神的遵守，则往往是软约束。这种权责不对等，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失信问题上“有恃无恐”。

　　营商环境之殇：谁还敢来投资？

　　江西佳利公司的案例，为我们观察一个地区的营商环境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负面样本。首先，它严重挫伤了民营企业的信心。 民营企业，尤其是从外地而来的民营企业，在与掌握着土地、规划、政策等核心资源的地方政府面前，本就是弱势一方。他们投资兴业，最基本的期望就是有一个公平、稳定、可预期的政策与法律环境。上饶佳利项目的遭遇，无异于向所有潜在的投资者宣告：在这里，政府的承诺是不可靠的，合同是可以不执行的，法律仲裁是可能被拖延的。这种印象一旦形成，将对一个地区的招商引资造成毁灭性打击。其次，它尤其损害了港商乃至外资的权益。港资企业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，其合法权益受到国家法律的明确保护。国务院及各部委多次发文，强调要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，打造内外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。上饶市的所作所为，直接违背了这一国家战略。如果连一纸经过合法程序签订的合同都无法保障，那么“保护港商投资”便成了一句空话，这将严重侵蚀国际社会对中国投资环境的信心。 最后，它阻碍了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。

　　现代经济的竞争，归根结底是营商环境的竞争。一个诚信守法、服务高效的政府，是最好的招商名片。反之，一个出尔反尔、官僚习气严重的地方政府，则会形成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效应，吓跑优质的企业和人才。上饶市在这起纠纷中的表现，不仅拖垮了一个本可繁荣地方经济、贡献税收就业的项目，更给自己贴上了一张极不光彩的“标签”，其带来的负面效应，远非几百亩土地的经济价值所能衡量。

　　反思与呼吁：重塑诚信政府，路在何方？

　　江西佳利公司的困局，必须被打破。这不仅关乎一家企业的存亡，更关乎法治的尊严、政府的信用和市场的信心。我们呼吁地方政府立即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魄力，尊重法律，尊重契约。对于已经进入仲裁程序的案件，应主动摒弃一切不当干预，确保上饶仲裁委员会能够依法、独立、公正地作出裁决。同时，不应将仲裁作为拖延的借口，而应积极寻求庭外和解的可能，参照当前土地市场价格，对未能交付的土地给予企业公平合理的补偿，以实际行动弥补过往的过错。

　　我们呼吁更高层级的监管机构，对此类“新官不理旧账”、严重损害营商环境的典型案例进行督导和问责。必须建立一套对地方政府违约行为的硬性约束和惩戒机制，将政务诚信纳入官员考核的核心指标体系，让失信者付出代价，让守信者得到激励。 我们更呼吁一场深刻的观念革命，在各级地方政府官员心中，牢固树立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”、“诚信是政府的第一生命”的理念。必须认识到，破坏契约精神所带来的短期利益，远远无法弥补其对地方发展根基所造成的长远伤害。

　　二十年的等待，足以让一个项目从蓝图走向辉煌，也足以让一家企业从信心满满走向心力交瘁。上饶佳利项目的悲剧，是一面沉重的镜子。它照见的不仅是上饶一地的治理困境，更是我们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道路上必须铲除的顽疾。政府的公信力，是社会信任体系的定盘星。当这颗定盘星自己摇摆不定时，整个市场的预期都将陷入混乱。解决江西佳利公司的问题，不仅仅是解决一宗历史遗留案件，更是为上饶市、为江西省，乃至为所有类似地区，进行一次诚信的救赎与法治的正名。时间，已经过去了太久。正义，不应再继续迟到。我们拭目以待。（尹焕龙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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